为绿水青山插上大数据的翅膀

　　　绿水青山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生存的基底，是人们构建美好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守住绿水青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态需求。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安吉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道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核心辩证关系，更是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价值。与此同时，对绿水青山的保护和价值转换也得到了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重视。

　　我省在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中形成7个数据库，构建了生态环境状况、生态环境影响、生态环境响应三层次指标系统，大量的普查与监测成果构成了大数据服务能力，有助于全省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的科学评价。

　　一、云南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任重道远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云南的绿色环境和绿色发展指数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受自然条件和产业发展水平的约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压力仍然十分沉重。

　　我省多数国土处于地质破碎地带，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较高，特殊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强降雨集中等因素，导致水土流失严重。据普查，全省有地质灾害点近20余万处。2015年全省水土流失面积104727.74平方公里，占土地面积的27.33%。2017年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作物受灾面积406千公顷，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台风受灾面积226.5千公顷。其次是矿业开发不合理，工业及生活污染严峻。我省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其中以有色金属和磷化工占比较高，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动力与潜能。同时，矿产资源开采也带来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情况。随着工业快速发展，污染物的排放情况越来越严峻，2017年废水排放总量已经达到18.5亿吨。生活废水、生活垃圾的累积也逐渐成为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问题。第三是水资源污染严重，九大高原湖泊污染治理困难。受工业废水、生活废弃物影响及长期未能实现全面科学开发，导致湖泊水体恶化。根据《2017年云南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九大高原湖泊中，除泸沽湖、抚仙湖、洱海、阳宗海水质优良以外，其余湖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滇池外海、异龙湖、星云湖水质为重度污染。

　　二、运用地理国情普查大数据为绿水青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判断依据

　　大数据能为绿水青山的评价提供更深入细致的分析数据，将分析建立于科学的数据基础上，而不是一般的日常认知，并以此为各州市提供更有效的保护重点和保护方法依据。对生态环境基础的评价一般着重于湿地、森林、耕地、水资源、裸露地表、25°以上耕地等影响因子的组成和分布，全省林草覆盖率最高的是怒江州达到91.31%，最大是昆明市为62.59%。综合分析可见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排名前4位的是玉溪市、昆明市、大理州和德宏州，而东南部的文山州、东北部的昭通市、南部的西双版纳州和西部的临沧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普遍较低，其余地区为中等水平。这样的分析结论与人们的日常认知有一定偏差，原因在于西双版纳州和临沧市园地面积占比较大，实际林地与耕地面积占比较少。

　　大数据综合分析可以有效明确现有生态环境资源具体内容、分布特征及优劣势，为构建环境动态监测管理系统提供数据支撑;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的生态环境评价，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精准施策。对绿水青山的综合生态环境评价选取生态环境质量、城市空气综合污染、水网密度指数为基础，选取景观多样性指标和景观破碎度指标评价生态景观格局，进而得到各州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数据显示，综合生态环境状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其次是生态景观格局，最后为基本生态环境状况。通过大数据分析，全省生态环境状况较好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北部，最好的为迪庆州，其次是德宏州，最低值为曲靖市，而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较差。

　　围绕大数据识别绿水青山的价值并推进精确转换是当前绿色发展的重点。通过对生态环境的动态识别与监测，可预防和及时阻止环境破坏性事件或将破坏性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同时系统化把握“绿水青山”范围，科学评估其价值。例如，从人类干扰和人类消耗两大部分来构建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评价各州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人类干扰指标主要包括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生产力、人均GDP和第二三产业比重6个具体指标;人类消耗指标主要包括人口密度、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水平、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林草地面积6个指标。通过分析，人类消耗指数在生态环境影响中所占的权重较高，显示了人类干扰对环境的影响最大。那些人类消耗指标较低的地区更适合生态种植、绿色食品加工，以及科考、康体、休闲旅游等的开发，既有效保护又促进价值转换。

　　三、建立长期的监测和响应机制，为绿水青山构建屏障

　　我省推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必须依托普查和监测的大数据，构建覆盖全省的生态环境预警和响应机制，并将机制成果结合到评价地方政绩项目中，强调对保护过程和行为的评价。首先以水体保护、生态保护、耕地保护3个主体，再选取城市污水处理率、工业废水重复利用率、自然和文化护区面积、自然和文化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造林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风景名胜区和旅游区及森林公园国土面积比例、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农业用地面积等具体指标来评价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同时依据普查和监测数据进行监管和执法。其次针对当前监测与监管结合不紧密、对追究各级政府和企业相关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支撑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监测结果考核问责地方政府环保责任落实情况，针对重点排污单位建立监测与执法相结合的快速响应体系，实现监测与监管有效联动。第三，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在生态环境预警响应机制中的职责和任务，明确划分职责和事权。

　　依据监测和响应机制的成果，及时掌握生态环境的动态演变，结合生态资源优势，从省州市层面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产业选择要符合生态环境特征，提早预防和识别环境问题的发生;有效分析出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重度、中度、轻度区域，针对受影响不同的区域采取差异化的环境响应措施。对影响较大的区域适度引导人员流动，实现较少的人为干扰和人类消耗及较强的环境保护力度，结合人类活动与区域生态环境，对“绿水青山”的价值及利用现状进行评估，减少对禁止开发区的环境影响，加强对可适当开发区的资源利用力度，提高“绿水青山”经济价值。（祁苑玲 周晓琴）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