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视角”看变迁—对话佤族作家布饶依露

　　编者按：

　　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的书写，是我们了解中国当代民族的重要途径。这期我们对话的佤族作家布饶依露，其成长、写作和思索，显然也为我们了解佤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当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内部视角”。

　　布饶依露出生于佤山，成长于昆明安宁的工厂社区，30岁前后，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90年代中期成为“北漂一族”，全面转向佤族文化的书写与报道，其佤族作家的身份意识也正式确立。这一成长轨迹，颇有代表性，反映了少数民族作家与乡土、都市、现代文明的复杂纠葛，也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从传统向当代的巨大转变。

　　布饶依露从佤族史和她个人的家族史中，发现了一种极其珍贵的家国情怀。她的外公刘国用是1934年沧源班洪地区发生的抗英事件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是被历史铭记的佤族爱国者。其先祖吴尚贤，是清乾隆年间从云南内地(石屏)迁徙到边疆，从事边疆经济、矿产开发、促进民族文化融合的著名先驱。其联合当地佤族同胞创办的“茂隆银厂”，一度是中国最大的银厂，100多年后，这个银厂还成为英缅侵略者入侵中国沧源边境的重要目标。

　　布饶依露对历史的兴趣，超越了历史本身。作为一个关心当代佤族社会发展的作家，她希望通过历史的梳理，为当代佤族文化提供一些精神滋养。

　　布饶依露(汉文名：吴萌)，女，佤族作家、诗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擅长人物传记和纪实写作。1996年《母女闯京城》人物传记，荣获女性研究杂志“女人闯世界”全国征文特等奖。2000年以《百年树人系列》散记，荣获国家民委颁发“第二届民族好新闻”二等奖。2010年出版散文集《神树的约定》，2016年“中山杯”世界华文诗歌大赛，诗歌《透过孙中山深邃的目光》荣获铜奖。2018年“紫荆花杯”世界华文诗歌大赛，诗歌《紫荆花悟语》荣获银奖。

▲1990年，女儿布饶依灵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个人画展

　　内地与边疆的联结

　　今日民族：你的外公刘国用，是“班洪事件”最重要的参谋之一，也是随后中英第二次滇缅勘界的当地代表。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历史，除了文献上有零星记载，你家族有没有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布饶依露：总的看来，家族记忆极不完整。我外公出生于1863年，在“班洪事件”中，他可能是佤族“头人”里年纪最大的。他懂得当地许多历史，汉语表达又很好，所以，在中缅勘界时发挥了作用。他参与抗英时的遗物，只有当年打仗吹的一个牛角保留下来，但他去世后，这个牛角被分割成两截，已不完整。另外，我见过外公的一张画像，戴着圆顶帽，穿着对襟衣服，但不确定是抗英斗争时所画。

　　今日民族：吴尚贤据说是“石屏商帮第一人”，其事迹现在你掌握多少?

　　布饶依露：先祖吴尚贤在沧源西部的佤族民间信仰中，被称为“财神”，祭谷魂念诵的经里，提到了他的名字。清初流落到沧源一带的南明政权有一个将领叫李定国，他也联合当地佤族、傣族开采银矿，也跟吴尚贤一样被佤族视为“财神”。2002年，我参加在石林举行的国际彝学会，会上认识一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历史学家，她的中文名叫白诗薇，就在研究吴尚贤。此后我们合作，一起做调查。目前我和这位法国学者正在写书，成果还没有公布出来。

　　吴尚贤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三处分居，老大这一支逃往佤山的深山老林，老二这一支逃往内地，老三这一支去了缅甸。我父亲这一支，就是内地的老二的后裔。

　　我父亲出生在湖南省，他的祖辈在那里大概居住有4代。但在此之前，他们住在哪里，不得而知。不过，生活在内地这一支与佤山一直有联系。我父亲1947年到佤山，就是投奔他的姐姐(我姑妈)，而他姐姐则是从内地嫁到了佤山。

　　今日民族：你的家族，是内地与边疆联结的产物，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边疆，一个与内地保持着持续交往的边疆。在你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你成长于城市，显然得益于来自内地的你的父亲。

　　布饶依露：是的。我母亲是沧源南腊普通的佤族妇女，而我父亲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机械工程师。我父亲叫吴启元，1923年出生，16岁时到湖南水口山中央矿务局学钳工，6年后出师，在衡阳的机械厂工作，当过师傅。1947年，到沧源后他认识我母亲，两人结婚。1950年云南解放不久，他就考进安宁的昆明钢铁厂，一进去就是六级钳工。随后，母亲、哥哥和我迁入安宁。

　　四代佤族女性的变迁

　　今日民族：你母亲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

　　布饶依露：我写过我的母亲，她是我写的《佤家的四代女人》的第二代。她是佤山的农村妇女，出生于1932年，因为是佤族“头人”的女儿，接受过四年现代教育。那时候沧源佤山土匪横行，想上学也不敢去，所以，她虽然很想去学校读书，但到10岁才入学读一年级。

　　今日民族：你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颇让人意外。那时候即使在内地，很多汉族女性也未必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真不能笼统地说边疆民族地区“教育落后”这样的话。

　　布饶依露：那时候的教育的确有成效。记得我母亲去世前的十几年，她得了偏瘫不能说话了，就写字与丈夫和子女交流。事隔那么多年，她还能写繁体字。虽不能写成句子了，但想吃饭，就写“饭”，想睡觉就写“睡”，表达没有问题。

　　在我写《佤家的四代女人》的文章里，我从受教育程度就可以理出一个谱系。我的外婆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我母亲有一点文化;我的文化比母亲高一点，但碰到“文革”,学校教育只读到中学;第四代就是我女儿，高考考上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做美术老师和职业画家。

　　今日民族：从这个教育经历，确实可以看得出佤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这个变化可能不止你一家，也应该能够代表云南边疆民族，甚至代表中国各少数民族。

　　布饶依露：是比较有代表性。当年我写的《佤家的四代女人》这篇自传，现在被中国作协推荐给美国一所大学，他们翻译后，编入《中国少数民族女作家文集》，马上要出版了，并且邀请我今年6月份去美国演讲。

　　在城市里成长

　　今日民族：你还能说佤语吗?

　　布饶依露：我刚来昆明的时候还会说。但到昆明后有些就慢慢忘掉了。我们家，我父亲会听，不会说;我说生活常用语是没有问题，但说深了就不行。

　　今日民族：昆明对你来说应该非常重要吧。你和沧源等地乡村里的佤族同龄人很大的不同，是你离开了故乡，到了昆明，在城市里，也就是另一种文化里成长。

　　布饶依露：我先是生活在昆钢桥钢分厂(安宁太平镇)，那个地方在山沟里，并不是什么城市。我1962年上小学一年级。中途遇到“文革”，停学两年后读完初中。1970年毕业，我通过招工进入昆钢，从事精密铸造工作，从学徒做起，成为一线工人。

　　1980年我自费去昆明幼儿师范学校学习，学完后，1983年调到昆明，想进入滇池钢窗厂的幼儿园工作……不久后，我的职业生涯发生了重要转变，我被厂里提拔为宣传干事，由此走上写作道路。再后来，因为在报纸、杂志发表文章，加入了云南省作协，1993年调入《云南民政》杂志，从工厂转入政府单位的杂志社工作。此后借调到北京从事媒体工作多年……

　　今日民族：你什么时候去的北京?做过哪些工作?

　　布饶依露：去北京是1994年，当时有这样一个契机：中国社科院组织全国作家培训班，我得到邀请函，想去参加，而杂志社段主编也大力支持，说少数民族干部需要培养。在进修班，我前后学习了2年，此后借调到《人民政协报》《中国民族》杂志担任编辑、记者，于是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

　　今日民族：你的身份，有一个是“少数民族作家”。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都有一个乡村和城市的问题。据我了解，通常都有一个在城市觉醒民族身份和写作意识的共同经验。但你又有些特殊，因为你进入昆明的时间比较早，家乡的那一段经历，你会不会有缺失?

　　布饶依露：在昆明住下后，我经常回老家过节、采风，但佤族文化的那部分，主要是从母亲那里习得。她是比较传统的佤族女性，佤族文化对她影响很深，比如她能够唱许多佤族民歌，讲许多佤族的民间故事，这些都在影响着我现在的创作。

　　今日民族：你在昆明时期的创作什么时候开始的?

　　布饶依露：我的写作开始于诗歌。1986年《昆明日报》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诗作《矿工织出的太阳》，写的是我对个旧锡矿工人的印象。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比较早，大约是1983年。

　　今日民族：你那时候学过写作?

　　布饶依露：我写这首诗的时候，还没怎么读过诗，也没有临摹对象，我几乎是用直觉来写。如果要寻找这种诗歌的源头，可能就是因为我母亲教我吟唱的那些歌谣。自从1983年调到昆明后，我就开始持续接受写作训练，这个得益于当时的昆明市盘龙区文化馆，馆里有一位年迈的姓龚的老师，他带领着一个业余的写作小组，请省作协、报社的老师去讲写作课，我就经常去那里听课。

　　今日民族：当时这种写作训练，关于文学的基本主张是什么?这时期你写一些什么题材?

　　布饶依露：文学要服务社会，要反映社会现实，要有社会责任感，要伸张正义，不平则鸣。我的写作基本上符合这一主张。比如，街边楼上，有人突然从上面泼脏水下来。对这个现象，我特别生气，就写了一首诗歌。那时就觉得这样的人，这样的做法是不文明的。

　　再有一篇，叫《路旁树》，也是批评社会不良现象。那时候昆明街边有一些树，长得歪歪扭扭，原来是因为有人在上面拴了铁丝，晾衣服晒被子。这样伤害树木显然也是不对的。

▲身材高大的父亲，到外地出差，在杭州西湖留影

　　记录、传承优秀的民族精神

　　今日民族：照这样看，你在昆明的写作，基本上没有民族身份意识。是作为一个融入昆明的知识分子，发表你对城市生活的看法。那么，你今天的佤族写作身份，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布饶依露：是到北京之后。到北京闯荡，是我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转变。参加中国社科院作家班学习时，我就是以佤族作者的身份去的。这以后，我发表的文章也开始启用“布饶依露”这个佤族名字。

　　今日民族：佤族身份写作，给你的文章带来一些什么效果?

　　布饶依露：我1995年写的《佤家的四代女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立即被多家国家级媒体转载;1996年写的佤族《母女闯京城》，获得“女人闯世界”征文的特等奖。大体上，我写的佤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人物故事、文化习俗方面的文章，在北京都很受好评，其影响也超出媒体范围，传播到文学领域。

　　今日民族：我觉得你的佤族作家身份意识的觉醒，与北京这个文化空间有些关系，它促使了你的成功，而写作的成功，又鼓励和强化了你的此类写作。有一点特别要提，云南少数民族中，佤族的文化特征鲜明，这或许是你的重要助力。

　　布饶依露：很多年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在北京的写作和生活，可以说是亲身实践一个课题：“少数民族文化怎样与中原文化共存发展”。我的写作，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得到了社会广泛的称赞和关注，说明这两种文化可以很好地共存发展。我甚至还发现，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少数民族文化反而很被重视，被认为“应该受到保护”。

　　今日民族：作为佤族作家，你有责任，也有兴趣抒写的是一些什么内容?

　　布饶依露：我个人侧重于纪实性题材，特别是人物传记和我家族的过往，而人物传记是我的优势。我写了很多佤族人，现代社会里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的人物我都写。我们民族有很多的优秀人物，为国家为民族做各自的贡献!但是因为过去没有本民族的人来发声，来记录，他们的许多事迹就被历史遗忘。将来我希望把这些人一一记录下来，留给我们佤族的后代，让他们记住故乡，记住历史!

　　今日民族：那你要记录他们的哪些方面?

　　布饶依露：我跟其他佤族作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人主张“文化更重要”，而我认为文化固然重要，但“民族精神才是第一位”的。我看一本《佤族英烈传》，有两个故事特别感人。一个是讲受伤的佤族战士，没有麻药，忍痛剖开腹腔取出子弹。从中我看到佤族的坚韧和勇敢。还有一个故事——那个人后来成了烈士，他剿匪的时候，没有鞋子穿，光脚奔跑在荆棘中，追赶敌人。这些场景中，我看到的是人的精神力量，而不是文化表象。

　　今日民族：佤族的民族精神，你觉得最值得表达哪些方面?

　　布饶依露：带头的精神，这个很重要。领着大家做事，不怕风险，不畏强暴，1930年代抗英的事迹中体现得最明显。

　　还有一个是开拓精神，敢于尝试新的东西。我担心佤族接受新事物很快，会把传统习俗丢掉;但是我发现，他们也会反思，好的传统也会回头来继续传承。

　　再有一个是乐观，积极向上。有人说佤族人喜欢唱歌跳舞，是喜欢“显摆”。其实这只看到了表象。我认为：佤族人是通过这些文化娱乐活动，释放生活里的负能量，这样使得佤族人的心理能长期保持健康。　（文 / 龙成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