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视角”看变迁—对话佤族作家布饶依露

来源:今日民族 2019-08-07 11: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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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的书写,是我们了解中国当代民族的重要途径。这期我们对话的佤族作家布饶依露,其成长、写作和思索,显然也为我们了解佤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当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内部视角”。

  布饶依露出生于佤山,成长于昆明安宁的工厂社区,30岁前后,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90年代中期成为“北漂一族”,全面转向佤族文化的书写与报道,其佤族作家的身份意识也正式确立。这一成长轨迹,颇有代表性,反映了少数民族作家与乡土、都市、现代文明的复杂纠葛,也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从传统向当代的巨大转变。

  布饶依露从佤族史和她个人的家族史中,发现了一种极其珍贵的家国情怀。她的外公刘国用是1934年沧源班洪地区发生的抗英事件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是被历史铭记的佤族爱国者。其先祖吴尚贤,是清乾隆年间从云南内地(石屏)迁徙到边疆,从事边疆经济、矿产开发、促进民族文化融合的著名先驱。其联合当地佤族同胞创办的“茂隆银厂”,一度是中国最大的银厂,100多年后,这个银厂还成为英缅侵略者入侵中国沧源边境的重要目标。

  布饶依露对历史的兴趣,超越了历史本身。作为一个关心当代佤族社会发展的作家,她希望通过历史的梳理,为当代佤族文化提供一些精神滋养。

  布饶依露(汉文名:吴萌),女,佤族作家、诗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擅长人物传记和纪实写作。1996年《母女闯京城》人物传记,荣获女性研究杂志“女人闯世界”全国征文特等奖。2000年以《百年树人系列》散记,荣获国家民委颁发“第二届民族好新闻”二等奖。2010年出版散文集《神树的约定》,2016年“中山杯”世界华文诗歌大赛,诗歌《透过孙中山深邃的目光》荣获铜奖。2018年“紫荆花杯”世界华文诗歌大赛,诗歌《紫荆花悟语》荣获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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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女儿布饶依灵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个人画展

  内地与边疆的联结

  今日民族:你的外公刘国用,是“班洪事件”最重要的参谋之一,也是随后中英第二次滇缅勘界的当地代表。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历史,除了文献上有零星记载,你家族有没有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布饶依露:总的看来,家族记忆极不完整。我外公出生于1863年,在“班洪事件”中,他可能是佤族“头人”里年纪最大的。他懂得当地许多历史,汉语表达又很好,所以,在中缅勘界时发挥了作用。他参与抗英时的遗物,只有当年打仗吹的一个牛角保留下来,但他去世后,这个牛角被分割成两截,已不完整。另外,我见过外公的一张画像,戴着圆顶帽,穿着对襟衣服,但不确定是抗英斗争时所画。

  今日民族:吴尚贤据说是“石屏商帮第一人”,其事迹现在你掌握多少?

  布饶依露:先祖吴尚贤在沧源西部的佤族民间信仰中,被称为“财神”,祭谷魂念诵的经里,提到了他的名字。清初流落到沧源一带的南明政权有一个将领叫李定国,他也联合当地佤族、傣族开采银矿,也跟吴尚贤一样被佤族视为“财神”。2002年,我参加在石林举行的国际彝学会,会上认识一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历史学家,她的中文名叫白诗薇,就在研究吴尚贤。此后我们合作,一起做调查。目前我和这位法国学者正在写书,成果还没有公布出来。

  吴尚贤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三处分居,老大这一支逃往佤山的深山老林,老二这一支逃往内地,老三这一支去了缅甸。我父亲这一支,就是内地的老二的后裔。

  我父亲出生在湖南省,他的祖辈在那里大概居住有4代。但在此之前,他们住在哪里,不得而知。不过,生活在内地这一支与佤山一直有联系。我父亲1947年到佤山,就是投奔他的姐姐(我姑妈),而他姐姐则是从内地嫁到了佤山。

  今日民族:你的家族,是内地与边疆联结的产物,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边疆,一个与内地保持着持续交往的边疆。在你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你成长于城市,显然得益于来自内地的你的父亲。

  布饶依露:是的。我母亲是沧源南腊普通的佤族妇女,而我父亲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机械工程师。我父亲叫吴启元,1923年出生,16岁时到湖南水口山中央矿务局学钳工,6年后出师,在衡阳的机械厂工作,当过师傅。1947年,到沧源后他认识我母亲,两人结婚。1950年云南解放不久,他就考进安宁的昆明钢铁厂,一进去就是六级钳工。随后,母亲、哥哥和我迁入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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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代佤族女性的变迁

  今日民族:你母亲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

  布饶依露:我写过我的母亲,她是我写的《佤家的四代女人》的第二代。她是佤山的农村妇女,出生于1932年,因为是佤族“头人”的女儿,接受过四年现代教育。那时候沧源佤山土匪横行,想上学也不敢去,所以,她虽然很想去学校读书,但到10岁才入学读一年级。

  今日民族:你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颇让人意外。那时候即使在内地,很多汉族女性也未必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真不能笼统地说边疆民族地区“教育落后”这样的话。

  布饶依露:那时候的教育的确有成效。记得我母亲去世前的十几年,她得了偏瘫不能说话了,就写字与丈夫和子女交流。事隔那么多年,她还能写繁体字。虽不能写成句子了,但想吃饭,就写“饭”,想睡觉就写“睡”,表达没有问题。

  在我写《佤家的四代女人》的文章里,我从受教育程度就可以理出一个谱系。我的外婆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我母亲有一点文化;我的文化比母亲高一点,但碰到“文革”,学校教育只读到中学;第四代就是我女儿,高考考上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做美术老师和职业画家。

  今日民族:从这个教育经历,确实可以看得出佤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变化。这个变化可能不止你一家,也应该能够代表云南边疆民族,甚至代表中国各少数民族。

  布饶依露:是比较有代表性。当年我写的《佤家的四代女人》这篇自传,现在被中国作协推荐给美国一所大学,他们翻译后,编入《中国少数民族女作家文集》,马上要出版了,并且邀请我今年6月份去美国演讲。

  在城市里成长

  今日民族:你还能说佤语吗?

  布饶依露:我刚来昆明的时候还会说。但到昆明后有些就慢慢忘掉了。我们家,我父亲会听,不会说;我说生活常用语是没有问题,但说深了就不行。

  今日民族:昆明对你来说应该非常重要吧。你和沧源等地乡村里的佤族同龄人很大的不同,是你离开了故乡,到了昆明,在城市里,也就是另一种文化里成长。

  布饶依露:我先是生活在昆钢桥钢分厂(安宁太平镇),那个地方在山沟里,并不是什么城市。我1962年上小学一年级。中途遇到“文革”,停学两年后读完初中。1970年毕业,我通过招工进入昆钢,从事精密铸造工作,从学徒做起,成为一线工人。

  1980年我自费去昆明幼儿师范学校学习,学完后,1983年调到昆明,想进入滇池钢窗厂的幼儿园工作……不久后,我的职业生涯发生了重要转变,我被厂里提拔为宣传干事,由此走上写作道路。再后来,因为在报纸、杂志发表文章,加入了云南省作协,1993年调入《云南民政》杂志,从工厂转入政府单位的杂志社工作。此后借调到北京从事媒体工作多年……

  今日民族:你什么时候去的北京?做过哪些工作?

  布饶依露:去北京是1994年,当时有这样一个契机:中国社科院组织全国作家培训班,我得到邀请函,想去参加,而杂志社段主编也大力支持,说少数民族干部需要培养。在进修班,我前后学习了2年,此后借调到《人民政协报》《中国民族》杂志担任编辑、记者,于是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

  今日民族:你的身份,有一个是“少数民族作家”。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都有一个乡村和城市的问题。据我了解,通常都有一个在城市觉醒民族身份和写作意识的共同经验。但你又有些特殊,因为你进入昆明的时间比较早,家乡的那一段经历,你会不会有缺失?

  布饶依露:在昆明住下后,我经常回老家过节、采风,但佤族文化的那部分,主要是从母亲那里习得。她是比较传统的佤族女性,佤族文化对她影响很深,比如她能够唱许多佤族民歌,讲许多佤族的民间故事,这些都在影响着我现在的创作。

  今日民族:你在昆明时期的创作什么时候开始的?

  布饶依露:我的写作开始于诗歌。1986年《昆明日报》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诗作《矿工织出的太阳》,写的是我对个旧锡矿工人的印象。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比较早,大约是1983年。

  今日民族:你那时候学过写作?

  布饶依露:我写这首诗的时候,还没怎么读过诗,也没有临摹对象,我几乎是用直觉来写。如果要寻找这种诗歌的源头,可能就是因为我母亲教我吟唱的那些歌谣。自从1983年调到昆明后,我就开始持续接受写作训练,这个得益于当时的昆明市盘龙区文化馆,馆里有一位年迈的姓龚的老师,他带领着一个业余的写作小组,请省作协、报社的老师去讲写作课,我就经常去那里听课。

  今日民族:当时这种写作训练,关于文学的基本主张是什么?这时期你写一些什么题材?

  布饶依露:文学要服务社会,要反映社会现实,要有社会责任感,要伸张正义,不平则鸣。我的写作基本上符合这一主张。比如,街边楼上,有人突然从上面泼脏水下来。对这个现象,我特别生气,就写了一首诗歌。那时就觉得这样的人,这样的做法是不文明的。

  再有一篇,叫《路旁树》,也是批评社会不良现象。那时候昆明街边有一些树,长得歪歪扭扭,原来是因为有人在上面拴了铁丝,晾衣服晒被子。这样伤害树木显然也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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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高大的父亲,到外地出差,在杭州西湖留影

  记录、传承优秀的民族精神

  今日民族:照这样看,你在昆明的写作,基本上没有民族身份意识。是作为一个融入昆明的知识分子,发表你对城市生活的看法。那么,你今天的佤族写作身份,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布饶依露:是到北京之后。到北京闯荡,是我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转变。参加中国社科院作家班学习时,我就是以佤族作者的身份去的。这以后,我发表的文章也开始启用“布饶依露”这个佤族名字。

  今日民族:佤族身份写作,给你的文章带来一些什么效果?

  布饶依露:我1995年写的《佤家的四代女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立即被多家国家级媒体转载;1996年写的佤族《母女闯京城》,获得“女人闯世界”征文的特等奖。大体上,我写的佤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人物故事、文化习俗方面的文章,在北京都很受好评,其影响也超出媒体范围,传播到文学领域。

  今日民族:我觉得你的佤族作家身份意识的觉醒,与北京这个文化空间有些关系,它促使了你的成功,而写作的成功,又鼓励和强化了你的此类写作。有一点特别要提,云南少数民族中,佤族的文化特征鲜明,这或许是你的重要助力。

  布饶依露:很多年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在北京的写作和生活,可以说是亲身实践一个课题:“少数民族文化怎样与中原文化共存发展”。我的写作,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得到了社会广泛的称赞和关注,说明这两种文化可以很好地共存发展。我甚至还发现,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少数民族文化反而很被重视,被认为“应该受到保护”。

  今日民族:作为佤族作家,你有责任,也有兴趣抒写的是一些什么内容?

  布饶依露:我个人侧重于纪实性题材,特别是人物传记和我家族的过往,而人物传记是我的优势。我写了很多佤族人,现代社会里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的人物我都写。我们民族有很多的优秀人物,为国家为民族做各自的贡献!但是因为过去没有本民族的人来发声,来记录,他们的许多事迹就被历史遗忘。将来我希望把这些人一一记录下来,留给我们佤族的后代,让他们记住故乡,记住历史!

  今日民族:那你要记录他们的哪些方面?

  布饶依露:我跟其他佤族作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人主张“文化更重要”,而我认为文化固然重要,但“民族精神才是第一位”的。我看一本《佤族英烈传》,有两个故事特别感人。一个是讲受伤的佤族战士,没有麻药,忍痛剖开腹腔取出子弹。从中我看到佤族的坚韧和勇敢。还有一个故事——那个人后来成了烈士,他剿匪的时候,没有鞋子穿,光脚奔跑在荆棘中,追赶敌人。这些场景中,我看到的是人的精神力量,而不是文化表象。

  今日民族:佤族的民族精神,你觉得最值得表达哪些方面?

  布饶依露:带头的精神,这个很重要。领着大家做事,不怕风险,不畏强暴,1930年代抗英的事迹中体现得最明显。

  还有一个是开拓精神,敢于尝试新的东西。我担心佤族接受新事物很快,会把传统习俗丢掉;但是我发现,他们也会反思,好的传统也会回头来继续传承。

  再有一个是乐观,积极向上。有人说佤族人喜欢唱歌跳舞,是喜欢“显摆”。其实这只看到了表象。我认为:佤族人是通过这些文化娱乐活动,释放生活里的负能量,这样使得佤族人的心理能长期保持健康。 (文 / 龙成鹏)

责任编辑:郭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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